導火索
高市早苗公然將“臺灣有事”與日本的“存亡危機事態”掛鉤,并暗示這可能成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依據。
這套說辭的精明與險惡之處在于,它試圖將日本從一個戰后秩序的被約束者,偷偷偽裝成亞太安全的“利益攸關方”和“防衛者”,從而為其跨越“專守防衛”紅線、進行軍事介入尋找借口。
然而,歷史這面鏡子照出的,卻是這套話術猙獰的原形。
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一針見血地指出:
“日本軍國主義歷史上曾多次以所謂‘存亡危機’為借口發動對外侵略,包括以‘行使自衛權’為由悍然制造‘九一八事變’,挑起侵華戰爭。”
如今舊調重彈,其居心叵測,亞洲各國人民記憶猶新。
高市的言論絕非孤立的政治口誤,它與日本近年來一系列的危險舉動緊密咬合,構成了一套完整的“脫韁”組合拳:
1.軍事擴張狂奔:日本已決意將防衛開支大幅提升至占國內生產總值(GDP)的2%,并謀劃進一步增至3.5%。
這意味著其軍費將飆升至一個驚人的數字,徹底告別戰后“和平憲法”的束縛。
2.進攻矛頭前指:在日本最西南端的與那國島、宮古島、石垣島,進攻性中程導彈正在加緊部署。
這些島嶼距中國臺灣僅咫尺之遙,其威懾和介入意圖赤裸裸地擺上了臺面。
3.政策法律松綁:從討論修改“無核三原則”,到謀求“對敵基地攻擊能力”,再到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并已實際出口殺傷性武器,日本正在系統性地拆除戰后國際社會為其軍國主義套上的“籠頭”。
“一個中國”和“互不威脅”
這些行為,每一項都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基石的重擊。
它們踐踏了《開羅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明確規定的、將臺灣歸還中國的國際法律安排;
背離了《聯合國憲章》禁止武力威脅的原則;
更撕毀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日方關于“一個中國”和“互不威脅”的鄭重承諾。
正如中方所警告的,這已不是簡單的雙邊摩擦,而是“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”。
正是在日本這般肆無忌憚的“戰略冒進”背景下,中俄在莫斯科的“戰略對表”顯得意義非凡。
它意味著,日本面對的將不再是一個個單獨的、可被分而治之的對手。
中俄的共識,建立在堅實的歷史與法理基礎之上:
共同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,肩負著維護以《聯合國憲章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為核心的戰后和平秩序的特殊責任。(圖片由AI輔助生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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